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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阳:“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

【浏览字体: 】      发布时间:2021-11-26      来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8年里,“一带一路”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猜疑。这些误解和猜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视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二是,将其看作中国历史上“朝贡体系”的复兴;三是,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称为“新殖民主义”;四是,将某些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债务问题称为“债务外交”、“债务陷阱”或“债权帝国主义”。

  这些误解和猜疑对未来“一带一路”的顺利发展,尤其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无疑会发挥阻碍作用。所以,如何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和猜疑,并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清晰、准确和正确的信号和信息,对“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学界主流认为,“一带一路”最大的特征就是发展导向。

  “一带一路”发展导向体现在:是以古丝绸之路为联系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合作机制为结构,以秉承义利观为原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

  (一)“一带一路”的联系纽带是古丝绸之路

  与东盟和欧洲一体化等依托地缘开展区域一体化或区域合作机制相比,“一带一路”的第一特征是:联系纽带是古丝绸之路,这也决定了“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合作机制。20153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宣称“一带一路”是以古丝绸之路为基础但又不限于此。

  为何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对此,习总书记在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了说明,并从古丝绸之路存在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总结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十六字“丝路精神”。传统或现有合作机制通常先设置门槛,并实际上将诸多不发达国家排除在外,而“丝路精神”决定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发展导向,既对不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达国家开放。

  (二)“一带一路”的基础是互联互通

  现有或已有的多边合作机制通常并不会先搞互联互通,以欧洲为例:由于二战以前欧洲国家相互间的跨国界公路、铁路和河流等现象已非常普遍,这决定了战后欧洲区域一体化并不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与之不同,“一带一路”是从中国周边出去,向北、向南、向西延伸,沿途很多不发达国家由于以集体基础设施为主的互联互通落后,制约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相互开展合作。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三年前所做评估:仅就亚洲地区来看,要保持亚洲现行增长速度,未来10年内的基础设施投资需达到20多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需达到1万多亿美元。但实际上,现有此类国际金融机构只能满足不到3%。所以,作为一个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为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是多元的

  现有的多边或区域合作机制多是一个自由贸易区、关税联盟或者一个国际组织,那么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对此,中国官方从未明确表述。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统一、机制化的安排。

  在与东南亚合作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既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家层面的机制化安排,又有澜湄合作机制、东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等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南亚国家合作,可以发现难以短期建立统一的自贸区。在中东或波斯湾,则与东南亚和南亚又不相同。可以发现,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存在多种合作机制,也就是在同一地区有不同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的机制。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性太大,而“一带一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恰恰是要适应这种差异性,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一带一路”会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要求和实际情况,来推进不同的实施、不同的合作方式。这也验证了中国古代的一个话题——“遇山开道,遇河架桥”。中国不会拘泥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构建一个共同的、统一的合作基础,至少在起步阶段不会这样。

  (四)“一带一路”秉承义利观原则

  义利观是儒家的一个伦理学概念。近几年,习主席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外交领域。同时,义利观也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在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出现,并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

  从孔子开始,传统的义利观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义利观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并增加了“正确”的前缀词。对于正确义利观,国内学术界的基本理解是:“一带一路”的参与者由于不同的参与,所追求目标亦不相同。在国家层面,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追求“义”,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好名声”“好口碑”,也就是提高中国的国家软实力,进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也应看到,“一带一路”的主体是企业,其所追求的目标是“利”。“一带一路”发展需要将国家目标与企业目标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由上可知,“一带一路”并不是一项纯粹的对外援助项目,亦不同于以往“走出去”的单纯经济合作,但其秉承的正确义利观原则对沿线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五)“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将“一带一路”实施分为不同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发展目标。首先,“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上述报告所提,“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实现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一带一路”中期和短期目标是实现“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再次,“一带一路”更短期的目标可以归结为实现习总书记2018年所提出的“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结论

  由上可知,“一带一路”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国际合作机制,也不同于现有的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其中,最主要的差别是:“一带一路”谋求共同发展,既为中国自身发展,也为沿线国家发展。与发展导向相对应的是“规则”一词,现有国际合作机制都是先定规则后做事,而“一带一路”则是先做事,将来或根据发展需要来逐步确立规则。

  根据这样的发展导向,我国可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国际社会的一些质疑。第一,发展导向决定了“一带一路”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不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因为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导向,而“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导向,是两种不同类型,只有差异性才有互补性;第二,发展导向有助于解决或缓解全球治理现存在的“民主赤字”和“发展赤字”;第三,发展导向并不意味“一带一路”不需要规则,而是在发展的前提下根据发展需要来制定规则,这样可为更多国家参与进来提供机遇;第四,国际社会将“一带一路”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等猜疑是不成立的。

  最后,我们从发展导向可以看到,教育不仅仅是让沿线国家接受“一带一路”理念,其本身也是“一带一路”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从“丝路精神”到发展导向,教育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教育对话上的报告